1965年北京地铁开工，深度数据为何高度保密？

1965年7月1日，北京西郊玉泉路西侧，两棵参天的白果树下，一场庄严而隆重的仪式悄然拉开帷幕。

这场仪式可以说是划时代性的，在这场仪式上，朱德、邓小平、彭真、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齐聚于此，铁道兵战士列队肃立，掌声如潮。

周围的横幅上写着“开工典礼”四个大字，但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开工典礼，而是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的启动仪式，在上世纪60年代来说，规格之高、规模之大，在中国交通设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如此盛况在后来却未见诸报端，仅由新华社、《人民日报》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镜头记录，列为“内参”，秘而不宣。

领导人齐聚一堂，却不许对外公开，这究竟是为何？

一、地铁梦的起源

北京地铁的构想，早在1947年8月，就由‬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主持制定了一份城市规划草案开启‬，在这份草案上，何思源‬提出了“表面要北平化，内部要现代化”的原则。

其中一项重要内容，那就是‬是在北京西郊的‬五棵松那一带（这片位置是‬日伪时期遗留的新市区）与北京的城区之间修建地下铁路。

这是北京地铁最早的文字记载，距今已有近80年，那个时候，日本侵略者投降刚刚两年时间，北平刚从战乱中恢复，城市交通尚未面临今日的拥堵，但何思源已敏锐地意识到，地下铁道将是未来发展的方向。

但是国民党的腐败注定不可能让地铁修建起来，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也不允许，也就是说，何思源的设想，其实也只是空中楼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一设想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。

在‬1951年7月，北京市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，两名代表朱长江和曹济洲提出提案，建议“城内铁道应改为地下铁道或移至城外”，为地铁规划增添了民意基础。

1953年9月28日，北京市委发布《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》，明确指出：

“为了提供城市居民以最便利、最经济的交通工具，特别是为了适应国防的需要，必须及早筹划地下铁道的建设”。

这是新中国首个正式提出地铁建设的城市规划文件，标志着北京地铁从构想走向官方议程。

时任北京市委书记、市长的彭真亲自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汇报，彭真‬在汇报中说：

“北京建设地下铁道是需要的，有助于解决交通繁忙问题，在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今天，考虑以地下铁道作为防空之用也有必要”。

毛主席听后点头回应：

“不光你们要修地下铁道，以后天津、上海、沈阳也要修，很多地方都要修”。

他停顿片刻，又豪迈地补充：

“现在你修二十公里、三十公里算什么嘛，你要一直修到天津”。

毛主席的这番话，如今回头去看，不得不说是高瞻远瞩，在上世纪50年代，毛主席就已经放眼现代城市建设的格局，客观来讲，现在地铁就是中国各大城市的主流交通方式。

二、深埋还是浅埋的七年博弈

地铁的战备功能，直接指向一个核心问题：埋设深度，从1956年1月线路勘探设计启动，到1962年规划搁浅，再到1965年重启，这一问题贯穿始终，争议激烈。

勘探设计历时六年零九个月，提出了31个方案，其中倾向性较大的有三套，但焦点始终集中在“深埋”与“浅埋”之争上。

这场技术与战略的博弈，持续七年，甚至摆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。

深埋派的观点源于冷战时期的国防需求。

1956年10月9日，以莫斯科地铁总工程师巴雷什尼可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抵京，他们带来1931年莫斯科地铁建设的经验，强调地铁需具备“三防”功能：

防原子辐射、防化学武器、防细菌侵袭。

苏联防空科学院专家估算，隧道埋深90米才能防护1万吨当量的核弹，但是，根据1957年美国实验数据，100万吨当量核弹地面爆炸的弹坑深达240米，而在‬1960年代核弹已发展至2000万吨当量，若按比例计算，地铁需埋深4800米，几乎是站间距离的两倍，显然不切实际。

浅埋派则主张，地铁应兼顾交通实用性和经济可行性，他们认为，深埋虽防护力强，但成本高昂、施工难度大，且北京地质条件复杂，难以承受如此工程。

1960年5月，为验证防护效果，中国进行了实弹试验：

使用当时美国最大常规炸弹1500磅，爆炸后弹坑深度8米，试验结果表明，埋深10-20米即可抵御常规轰炸，足以满足战备与交通的双重需求。

最终，中央在1960年5月决定采用“浅埋明挖”方案，结束了长达七年的争论。

三、从夭折到重生的十年等待

1956年‬的‬7月20日和8月18日，北京市委两次向中央请示地下铁道筹建问题，时任‬中共中央秘书长、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批示：

“关于北京地下铁道筹建问题，同意暂由北京市委负责。筹建所需行政技术干部，北京市无法解决的，可分别由铁道部、地质部、城市建设部等单位抽调支援”。

批示下达后，迅速组建了一支60多人的团队，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占40多人，同年10月24日，北京地下铁道筹备处成立，由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副局长刘德义任主任，这是中国首个专门筹建地铁的机构。

随后‬，苏联‬专家也参与进‬了新中国的第一条地铁修建。

而‬苏联专家的到来，为筹备注入技术支持。

巴雷什尼可夫一行五人不仅绘制了地下铁道路网规划图，还举办了19次地铁工程讲座，培训中国工程师两个多月，留下宝贵资料，1958年8月18日，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成立，陈志坚任局长，刘德义为党委书记。

1960年2月，国家成立地下铁道修建委员会，负责审定勘探设计和施工中的重大问题。

这是，正当蓝图即将变为现实时，1961年经济困难来袭，原计划7月1日开工的工程被迫推迟，6月铁道部指示暂缓，11月3日中央决定下马，筹备团队解散。

1962年上半年，代号“07”的工程也被撤销，北京地铁梦一度搁浅。

一直到三年之后，这1965年的‬1月15日，杨勇、万里、武竟天向彭真、李富春提交报告，提出

“适应军事需要，同时兼顾城市交通”的方针，建议“浅层埋设，加强防护，通向山区”。

这份报告随后到了毛主席的桌面上，2月4日，毛主席批示：

“杨勇同志：你是委员会的统帅，望你精心设计、精心施工，在建设过程中，会有不少错误失败，随时注意改正”。

这句批示如春风化雨，让地铁从蓝图走向现实。

四、四万人的昼夜奋战

1965年7月1日，玉泉路西侧的开工典礼拉开大幕，仪式后，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礼堂召开干部大会，彭真说：

“主席很关心，中央也很关心，这工程有历史意义、军事意义、政治意义”。

罗瑞卿补充：

“现在修地铁调了一个师，必要时我还能再调两个师甚至三个师”。

这一次的‬开工典礼非常隆重，按理来说，这也是全国性的大事件，但‬因其战备性质，典礼全程保密，仅限三家媒体记录，影像至今未解密。

北京地铁工程由杨勇亲自挂帅，调集铁道兵12师两万余人，加上地铁工程局和专业技术人员共四万多人，昼夜施工一期工程全长23.6公里，设17座车站和一座地面车辆段。

1969年9月底，历经四年零三个月鏖战，北京地铁建成通车，结束了中国无地铁的历史（这条线路虽非今日完整的1号线或2号线）。

五、800万人的见证

1969年9月28日，北京地铁通车，周总理指示不举行通车典礼。

之所以下达‬这个指示，是因为国庆20周年筹备繁忙，战备工程需保密，更因自主设计施工、技术经验不足，运营安全无把握。

而‬北京地铁通车初期以内部参观形式开放，9月28日起接待国庆观礼代表和外国来宾。

一直到‬1970年8月5日起，开始‬有计划免费参观，每天限2500人。

到了‬1971年，北京地铁凭单位介绍信售票，票价1角，到了‬5月份‬，开始‬扩大售票范围，12月27日免证售票。

在这一年时间里，北京地铁‬接待800多万群众，之后在发展中，北京地铁不断完善，渐渐成长成了今天北京地铁模样。

1965年的那场开工礼无声但却令人震撼，四万人的汗水浇筑出23.6公里的地下生命线，作为如今大城市最普遍的交通出行工具，早在几十年前，地铁的建造可以说是社会以及交通生产力一次巨大变革的标志，那些为地铁事业奋斗过的人，他们与地铁的历史共同成长，也迈进人们的心中。